麻豆视频

为引导学生阅读经典、领略精神，培养学生静心读、沉浸读、深入读、思考读，提升学生阅读思考写作的综合能力，依托学生社区，党委学生工作部（处）与麻豆视频 联手打造“读史读经典·名著导读”精品选修课程。课程融入历史方位、学术品味、育人本位，以“一站式”学生社区作为授课场域，为各位同学提供精致、厚重、丰富、务实的读书盛宴。

“读史读经典·名著导读”精品选修课程以“宽口径开课”“重实践教学”“后基础培养”为特色，邀请来自人文、社科等不同领域的老师导读不同历史时段、不同文化背景下诞生的经典名著；鼓励开展针对性实践环节；融合读、讲、研、评、行教学环节，以阅读为本，通过教师精讲、学生分享、课堂讨论、评书撰写，培养学生专业阅读能力、批判性思维能力和学术写作能力，带领同学们读书、懂书、评书。

从三月暖春到五月初夏，"读史读经典·名著导读"精品选修课程已走过大半程。在老师们的精心导读下，文字在纸页间流淌，思想在交流中碰撞，同学们的思想火花不断绽放。为深入了解同学们在课程中的收获与感悟，麻豆视频 围绕三个问题征集了读书感悟，让我们跟随同学们的分享，共同回顾"读史读经典"的精彩历程，品味古今交融的独特魅力！

问题2：

所读经典书籍中令你最受益匪浅/耳目一新的内容是什么，你有什么收获或感触?

《传习录》

授课教师：宋瞳

读者：戴熙恬

王阳明认为“知”与“行”是合一的，“知而不行只是未知”。

在阅读经典书籍的过程中，王阳明提出的 “知行合一” 学说，尤其是“知而不行只是未知”这一观点，让我耳目一新。之前，我总将“知”与“行”割裂开来，然而王阳明的理论却颠覆了这一固有观念，他强调“知”与“行”并非先后关系，而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知而不行只是未知”深刻地指出，若仅仅停留在理论认知层面，却未付诸实践，那么这种“知”是片面的、不完整的，本质上等同于“未知”。

在实际生活中，我曾立志减肥，制定详细的饮食和运动计划，看似对健康知识了如指掌，却因懒惰迟迟未行动，体重依然居高不下。这时才明白，自己所谓的“知”不过是浮于表面的空谈，只有真正踏上运动的跑道、控制饮食，才能将知识内化为改变自身的力量。王阳明的这一思想，让我懂得真正的认知必须与行动相互印证、相互促进，它不仅是指导学习与实践的准则，更是重塑思维与行为模式的利器，激励我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以切实的行动去深化认知，在实践中实现自我成长与突破。

《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

授课教师：杨成

读者：程执铉

在研读“世界人口还有待推测+参考坐标”章节时，布罗代尔颠覆了我对历史人口学的认知。他提出“推测即建构”的观点令人震撼——16世纪欧洲传教士对中国人口的估算偏差，本质上反映了殖民视角下对东方文明规模的认知焦虑。这让我联想到当下大数据时代的“算法偏见”问题：无论是17世纪耶稣会士的抽样统计，还是当代互联网平台的用户画像，任何人口推测都暗含着权力话语的坐标体系。作为新闻传播专业学生，这启发我在处理社会调查数据时更警惕方法论背后的意识形态框架。

《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和经济起源》

授课教师：喻月慧

读者：毛雅宣

在学习了《大转型》一书的第五章和第六章后，我产生了以下感想：

人类在演化过程中形成的互惠本能，如同基因密码般镌刻于社会肌理之中。原始部落中的礼物交换与食物共享，构建起以情感纽带为基础的经济模式。这种自然经济形态下，交易是具体人格的延伸，是生存共同体的粘合剂。

现代市场经济的诞生颠覆了这种传统。当交易半径突破血缘与地缘限制，抽象的契约关系取代了具体的人际羁绊。经济学家描绘的理想市场图景中，原子化的理性人在平等自愿基础上达成交换，无数个独立意志的碰撞自然形成均衡价格。这种理论模型将市场机制抽象为精密的数学公式，却选择性忽视了公式背后的社会变量。

现实中的市场始终在非理想状态下运转。信息不对称扭曲了交易主体的判断力，资本积累形成的权力差序侵蚀着形式平等，契约精神的制度化保障往往滞后于利益追逐的本能。电商平台利用算法制造的信息茧房，金融资本通过杠杆效应制造的泡沫狂欢，都在解构着市场有效性的理论前提。

政府干预如同在湍流中划桨，既要矫正市场失灵，又要避免权力越界。反垄断法的刀刃需在保护竞争与鼓励创新间寻找平衡，社会保障网的编织要在效率与公平间把握张力。这种动态博弈揭示出，纯粹的市场原教旨主义与全能政府幻想同样危险。或许真正的出路不在于非此即彼的选择，而在于培育既能约束权力任性、又能呵护人性温度的良好的制度生态。

《早期中国：社会与文化史》

授课教师：张明东

读者：王艺琳

我并非历史学院的学生，在上《早期中国》读书班课程之前对早期中国的史实认识停留在高中课本。而高中课本对这些早期朝代的介绍较为模糊与简略，例如我就知道商时期的甲骨文是中国最早的出土文字，但对上面记载的具体内容不甚了解。但在阅读《早期中国》和听老师、师姐领读后，我知道了其多为占卜内容，且覆盖面广，大到战争小到商王牙疼都以这种通灵的方式来向上天发问，我觉得很有意思，也加深了我对早期社会巫术的一个认识。

《早期中国：社会与文化史》

授课教师：张明东

读者：蔺茹玥

在阅读过程中，李峰关于“宗教与政治权力”的讨论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通过分析甲骨文中的占卜内容，揭示商代王权如何通过控制祭祀与占卜来巩固统治的机制，与我以往认为的原始宗教单纯是对自然力量崇拜的观点大相径庭。这部分内容让我明白：早期国家的政治制度与宗教信仰是高度融合的，宗教不仅仅是一种精神需求，更是一种治国工具，这种观点让我重新思考了文明起源与国家形成的动力机制，也对现代社会中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有了更深入的理解。

《早期中国：社会与文化史》

授课教师：张明东

读者：严方鸿

阅读《早期中国史》时，最令我耳目一新的是对商朝独特的祭祀制度的解读。我过去一直认为祭祀是简单的对于鬼神的崇拜，是封建迷信。在学习过程中，我发现祭祀背后存在复杂的政治博弈与权力斗争，这是商朝重新分配资源，巩固统治的一个方式。不仅如此，商王通过祭祀自己的先祖来获取自己的统治合法性，也在祭祀别的部族的先祖和神灵中实现部族之间的联盟。这让我明白，不能仅从单一视角看待历史，要学会综合多方面史料，辩证地分析历史。

《早期中国：社会与文化史》

授课教师：张明东

读者：韩世玥

在《早期中国：社会与文化史》中，最让我受益匪浅的是作者的批判性思维。书中对夏朝是否真实存在的讨论并未完全简单采信传统文献，而是将文献、学者观点、考古发现、个人思考相结合。这种批判性思考的视角让我意识到，历史研究不能盲目接受既定结论，而应关注证据链的完整性，进行独立的思考。

《世界人口简史》

授课教师：李龙

读者：古丽伊娜·安外尔

本书“第3章：土地、劳动力与人口”部分特别是其中提及的马尔萨斯模型与博瑟鲁普模型最令我印象深刻。人口学从未停止探讨人口与资源之间复杂关系，马尔萨斯模型‌的核心假设在于人口与资源的根本矛盾，他提出一种强制平衡机制‌：当人口超出资源承载力时，饥荒、战争、疾病等灾难性抑制手段将强制恢复平衡。博瑟鲁普模型‌则提出动态响应机制，即人口压力会倒逼各类技术创新，从而突破资源供给能力的原有上限。

总的来说，我意识到人口史不是简单的数字增减，而是人类与资源持续对话。当前我们正站在能源革命与人工智能的转折点，如何避免人类社会与资源环境之间激烈甚至毁灭性冲突？这显然需要超越技术层面的智慧。

《邓小平时代》

授课教师：岳明君、夏璐

读者：彭月华

其实书中每个部分的内容背后都有很多让我们受益匪浅的经验，我最想谈谈的是对第八章的感悟。

邓小平同志一直是一个有远见卓识的人，具有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和敏锐的洞察力，能够准确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和趋势，看到中国与世界的差距，以及开放和改革对于中国发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例如以建立特区为引擎，通过对外开放拥抱世界这一决策就极具开创性。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中国长期处于相对封闭的状态，对于是否要打开国门、如何开放存在诸多疑虑和担忧。邓小平深刻分析时代特征和世界大势，指出 “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他果断将广东、福建等地作为试验田，让其在政策上先行先试，吸引外资、技术和管理经验。这一决策为中国打开了一扇通往世界的窗户，使中国逐渐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为后续的全面开放奠定了基础。

此外，以农村改革为突破口，全面推进各项改革事业也令我印象深刻。邓小平同志以其敏锐的政治洞察力，深刻认识到农村改革在整体发展战略中的关键地位。他准确把握了农民群众改善生产生活的迫切愿望，充分尊重和发扬了农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在这一思想指导下，邓小平同志积极支持并推广了由农民自发创造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举措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也为城市改革提供了经验和启示，推动了中国改革由农村向城市全面推进。

这个“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充满很多争议，但在面对各种质疑和阻力时，邓小平同志毫不退缩，坚定地推进改革开放政策，以“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的务实态度，打破意识形态的束缚，为中国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他也注重实践和试验，通过设立经济特区和在农村进行试点等方式，先进行局部的探索和尝试，以实践成果来证明政策的可行性，从而逐步推广，这种循序渐进的改革方式既降低了风险，又保证了改革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邓小平在推动改革开放过程中的决策和实践，不仅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个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成功范例，值得我们深入学习和研究。

《摩罗诗力说》

授课教师：宋声泉

读者：庹艺昕

《摩罗诗力说》的核心命题“诗力即撄人心者”彻底颠覆了我对文学功能的认知。“反抗”在鲁迅的语境中并非简单的否定，而是兼具破坏与重建的双重使命。鲁迅痛斥中国传统文学中“瞒和骗”的倾向——如大团圆结局对苦难的粉饰，或儒家“温柔敦厚”诗教对人性压抑的合理化。他推崇拜伦、雪莱等摩罗诗人，正是因为其作品敢于揭露虚伪、直面黑暗。例如，拜伦在《该隐》中借圣经故事质疑上帝的权威，雪莱在《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中讴歌反抗暴政的英雄，这种“恶魔式”的叛逆精神，恰恰是鲁迅眼中打破文化麻木的利器。鲁迅强调以“撄人心者”重塑国民精神，搅动人心、激发觉醒。真正的文学应如“摩罗诗力”般具有冲击力——不是取悦读者，而是刺痛灵魂。《狂人日记》中“吃人”的隐喻、《药》中“人血馒头”的荒诞，皆是以极端意象撕破礼教伪善，迫使读者直面血淋淋的真实。这种文学不是“抚慰剂”，而是“清醒剂”。

鲁迅认为文学应“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在搅动人心、唤起觉醒后人们应用实际行动进行反抗。这体现在他对拜伦、雪莱的推崇中，本质是对“行动化文学”的认同。拜伦不仅是诗人，更是投身希腊独立战争的战士。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写道：“裴伦（拜伦）善抗，性又率真，夫何能忍？”——反抗精神必须转化为实践，否则只是空洞的姿态。雪莱在《西风颂》中疾呼：“如果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这种对变革的坚定信念，与鲁迅“于无所希望中得救”的呐喊相通。鲁迅认为，雪莱的诗不仅是语言艺术，更是“预言的火种”，能够点燃民众内心的反抗之火。相较而言，中国传统文人的“归隐”叙事（如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本质是对现实的逃避；而摩罗诗人的“反抗”叙事，则是以介入的姿态

挑战不公。这种差异揭示了鲁迅对文学功能的重新定义：文学不是风花雪月，而是社会变革的杠杆。

但同时，老师在充分分析鲁迅的“反抗”式哲学后，回归现实，切身处地地与我们促膝长谈：在当今世界，我们是否应该学习鲁迅的反抗精神？历史不可同日而语，当我们指归内心，其实会发现，“反抗”应该是有条件的。我们不能盲目地进行自毁式反抗，而应该在保全我们自身的前提下更好地思考应该采取的行动。有时候，“以卵击石”并不是我们所应该推崇和赞颂的。

下一期的读书体会分享，将继续围绕“本课程中对历史的新的思考、对当下社会问题的启示”展开，敬请期待！